鑫旺资管刘绍刚 | 《昆仑刻石》献疑

在兰州参加《悬泉汉简（伍）》定稿会时，看到了秦“昆仑刻石”的报道，我曾经就秦泰山刻石做过研究，多年来一直关注战国秦汉文字和书体的研究。今年又通过撰写《大篆新说》和《再议“秦书八体”》，对战国时期秦系的各类文字进行了仔细的梳理。看到这几天学界和社会各界都在热议这件刻石的真伪，也从文字和书法的角度，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。

秦纪功刻石中《峄山刻石》、《泰山刻石》、《琅琊台刻石》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年），《芝罘刻石》、《芝罘东观刻石》刻于二十九年，《碣石刻石》刻于三十二年，《会稽刻石》刻于三十七年。“昆仑刻石”的年代已经有“廿六年”、“廿七年”、“卅七年”几种释读，不管哪一种，都与秦刻石的年代相关。那么“昆仑刻石”与其他秦刻石有没有可比性呢？我们先来将其与保留了原石形态记录的泰山刻石做一下对比。

秦代之后，泰山刻石的再次进入世人的目光，是在北宋。“大中祥符岁，真宗皇帝东封此山，兖州大守模本以献，凡四十余字”（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十三）。北宋大观二年（1108年）、政和三年（1113）刘跂两次考察泰山刻石并摹拓，在《泰山秦篆谱》记载了刻石的形状、款式：

“其石埋植土中，高不过四、五尺，形制似方而非方，四面广狭皆不等。因其自然，不加磨砻。所谓五十许字者，在南面稍平处，人常所摹拓，故士大夫多得见之。其三面尤残缺蔽暗，人不措意。余审视之，隐隐若有字痕；刮摩垢蚀，试令摹以纸墨，渐若可辩。自此益使加工摹之，然终意其未也。政和三年（1113）秋，复宿岳上，亲以毡椎从事，校之他本，始为完善。盖四面周围，皆有刻字。总二十二行，行十二字。字从西南起，以北东南为次，西面六行，北面三行，东面六行，南面七行，其末有‘制曰可’三字，复转在西南棱上。每行字数同，而每面行数乃不同，如此广狭不等，居然可见。其二十行是始皇辞，其十行是二世辞，以《史记》证之，文义皆具。计其缺处，字数适同，于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。”

从刘跂的记载看，泰山刻石“似方而非方，四面广狭皆不等。因其自然，不加磨砻。”不象汉碑那样是修整四方的碑石，每一面行数也不相同，刘跂的《泰山秦篆谱》，后来被潘正夫取入《绛州帖》，虽是缩临本，但行列段数鑫旺资管，周匡剥泐，悉仍跂旧。而且表面也没有磨成光滑的平面，这是早期碣石类刻石通常所见的形式，与后世翻刻的《峄山碑》决然不同。单从形制及“不加磨砻”，随石质自然的刻制方式看，“昆仑刻石”倒是符合早期碣石类刻石的特征的。刘钊先生在《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中说到：“昆仑刻石铭文的上部是因石材的形状确定的，可以称为“因形布字”，故行款每行2字到4字不等，这种行款很少见。从照片看，文字似乎也不在一个平面。”他认为“以上两点都符合就地取材，自然随意，不求标准的当时情境。”然而我们在先秦到秦汉的刻石中，从未有这种每行字数如此少而且不一致的刻石。况且此石的位置靠近地面，石的形状如此狭小，何以在这样的位置，这么局促的空间刻一方刻石呢？另外从其行款、字的疏密大小、以及用笔的笔势等方面看，这件刻石属于作伪的可能性极大。

《绛帖》本《泰山秦篆谱》

一，行气。自西周《大盂鼎》开始，青铜器铭文就有了横竖行气的出现，《史墙盘》的最末一行因文字较多，不得已破除了横行气的约束。泰山刻石与石鼓文、商鞅方升一样，有明显的行距、字距，也就是启功先生《古代字体论稿》中所说的“竖行气”与“横行气”，而“昆仑刻石”与各类秦刻石不一样，明显没有行气，且字的大小极不自然，且不合理。或有人会以秦诏版中有不按行气写法作为昆仑刻石行气杂乱的依据，然而秦诏版虽有字大小不均，但依然能让人感觉到行气的存在。比秦诏版年代更早的秦骃玉版虽与秦诏版一样，略显杂乱，但书写自然，也有明显的“竖行气”。我们再看一看“昆仑刻石”，“将方支（伎）”三字中，“将”字最大，而“支”字明显脱离了行气偏左。后一行“采”字依然较大，而“乐”又变小、偏向左边，且与“采”字失去了行气联系。在秦汉时期，铭石书是行距、字距分明的，只有在铜器上的刻辞会有较随意的行款。但即使是秦诏版一类刻款，也隐隐有竖行气的章法。遍观秦汉刻石，及铜器刻辞，绝无此类凌乱不堪的章法存在。

二，字的疏密大小。秦刻石是典型的小篆，其特征是用笔圆转，“刻意将文字布陈在等大的矩形方格中”（林进忠《青川木牍的秦篆形体析论》，载《青川郝家坪战国墓木牍考古发现于研究》第387页，巴蜀书社2018年）篆书的大小、长短比例基本一致，是秦刻石的基本形式。只有在秦诏版中，才有字的大小、疏密变化。昆仑刻石与秦纪功刻石不同，倒是与秦诏版的形制有某些相像。但与秦诏版相比，不协调之处比比皆是。首行“皇帝”二字，“帝”字与上面的“皇”字相比显得太小，从左边的“五”字及再左行残掉的“翳”看，其下方的石头原来应有刻字的位置，却将“帝”字刻的如此狭小，与“皇”字明显不协调。这是首行，又是“皇帝”二字，怎么会写的如此局促？再如“采樂”二字，“采”字够大，而笔画更多的“樂”字却显得非常小。采字所从的木，上面是一个仰笔的弧形，而下面樂字所从的木，则有方中带圆的笔意，同样的部首写法如此不协调，也是书刻者对这一时期文字书法没有能熟练掌握的表现。我们看秦诏版，确实也有字的大小不均的现象，但多是笔画较多的字较大，绝无如《昆仑刻石》字的疏密不均、大小不协调的写法。

三，横画的笔势。在秦刻石中，“横画”多是平直的写法，秦诏版中平直或略带俯笔晚期的笔势都有，但大多横画的笔势都很统一。而这件昆仑刻石横画的笔势则或直或弯，在一个字中间也混杂了不同的笔势，这就十分不协调、不自然。例如皇字，“白”里的横画平直，而“王”的上下弯、中间的直；“廿”（或卅）、“六”（或七）、“三”字的横画弯曲，而下一行的己字又平直，特别是“車”字，起笔的横和中间“田”部的横是平直的，末笔的横居然莫名其妙的向右上行笔。末两行的“一百”（二百），“百”字又出现了仰笔的上弯，与五字的俯笔相比显得很不融洽。最末一行的“里”字，上边的“田”写的也算正常，但下面的两横居然一仰一俯，像这样笔势的混乱，在秦代的书刻文字中都是不会出现的。只能判其为后人拙劣的模仿。

刘钊先生在《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一文中鑫旺资管，将昆仑刻石的字逐一与秦刻石、秦诏版及封泥、玺印秦简做了比较，他认为：“昆仑刻石的文字时代特征明显，风格统一，看不出什么破绽。”“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写法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所谓风格统一，是说全篇文字风格一致，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”。其实现在各类工具书非常多，要查出这些字形并不难。但要能保证“书写风格统一”，这篇石刻的书刻者确实做不到。例如“三”字向上弯曲的横画，可以在里耶秦简中找到，而“昆仑”的“仑”写作“陯”，也可以在里耶秦简中见到。“昆仑刻石”将秦刻石、诏版、秦简的文字混在一起使用，却难以将不同风格和谐的统一为一种风格。这是刻石作伪者难以做到的。

“昆仑刻石”的“皇帝”二字董珊教授列出“皇”字的正误字表

今天北京大学研究古文字学的董珊教授发来他的意见，指出“皇”字写法的问题：“据里耶简《更名方》，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‘白’形之横画，与边框不连，作悬中一短横。今凡所见真伪无疑的秦刻铭，例如大量的秦诏版、二世诏版等无不如此，没有例外。这反映秦统一文字在字体上具有相当的严格性。这件青海刻石的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，与统一文字之后的规定写法明显不同。”并列举了一个皇字的图表，指出“上表中被红线划掉的字，都是版本、真伪或年代有问题的。无疑问的统一后的‘皇’字写法非常一致。”

文物鉴定如果鉴其真，需要作各方面的考释论证，而鉴其伪则只需要指出一点足矣。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，其实仅董珊先生提出的这一条意见，就足以说明“昆仑刻石”乃现代伪作。

（文/刘绍刚，2025年6月16日）

作者简介

刘绍刚

刘少刚，又署绍刚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研究馆员，《出土文献研究》原主编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艺术院研究员，山东大学兼职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。喜书法篆刻，秦汉文字方面发表过《秦泰山刻石传本二种考》（《第二届全国书法教学论文集》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2003，修订稿又载《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1）、《早期石刻拓本中的几个问题》（《书法丛刊》，2005年第1期）、《秦“书同文”平议》（《一些的一切，一切的一些：李学勤先生90诞辰座谈会纪念文集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24年）、《大篆新说》（《华学》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，2025年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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